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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12

  1943年12月举行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作为四大盟国之一参加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结束远东太平洋战争、重建亚太国际秩序、恢复中国领土和主权,起了关键的作用。开罗会议也是战时中美关系的重要分水岭。此前美国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中美联合抗日亦因此进展比较顺利。但随着开罗会议在欧洲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召开,美国领导人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审视中国战场,战争已不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构想中的地位趋于下降。导致开罗会议前后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之变化,或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以及美国领导人对实力悬殊背景下的中美抗日同盟的审视中加以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矛盾成了远东外交舞台上的重头戏,中国则是美国用以抗衡日本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多种因素制约,美国对日本侵华行动一直采取妥协态度。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结束战争”的神话,美国舆论开始同情中国,美国决策者相信中国能坚持一场持久的战争,并意识到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的远东利益休戚相关。从1938年起,美国对华政策逐渐朝着制日援华的方向发展,1938年至1940年,美国先后五次向中国提供总计1.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制造 “珍珠港事件”,次日美英相继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总战略是“欧洲第一,大西洋第一”。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来看,避免两线作战,首先集中力量在欧洲打败德国,无疑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这一总战略出发,美国在远东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打败日本,进而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威;其次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国。罗斯福期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使中国“成为一个能极大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至少到开罗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考虑中一直被当做进攻日本的基地。为将日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防止中国退出战争,美国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除了加强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外,还决定加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力度。

  中美英三国对日宣战后,如何协同作战成了盟国军事合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蒋介石于宣战当天即建议盟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便协调作战。蒋介石的建议得到罗斯福的积极回应。12月2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美英三国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中美协同作战迈出了第一步。

  1941年 12 月至1942年 1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 “阿卡迪亚”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先欧后亚”战略,其间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于1942年1月1日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美之间正式建立起抗日同盟关系。

  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由蒋任战区统帅,中美英三国代表共同组成 “联合参谋部”。次年1月3日中国战区成立。3月4日,美方派出的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远东反法西斯联合指挥机构宣告成立。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941年3月,美国国会即已通过“租借法案”,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这标志着美国事实上已经参战。租借援助虽然带有明显的 “重欧轻华”倾向,但美国政府并未忽视中国。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1942年6 月2日,中美签署《租借协定》,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从此进入实质性阶段,也意味着美国开始全面援华。为使租借物资尽快运往中国战场,美国同意中方在美成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负责将租借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运往中国。滇缅公路失陷后,美国空军又及时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五亿美元经济贷款要求,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3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强烈建议罗斯福总统提请国会予以批准。3月21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五亿美元财政援助借款协定》。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从美国获得的数额最大、条件最优惠的一笔借款。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开罗会议召开前夕,无论从抽象的理念还是从具体的行动来看,美国确实比较重视中国战场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这也是抗战中期中美联合抗日进展比较顺利的重要基础。

  1943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盟军在各个战场相继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为巩固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罗斯福积极促成四大国首脑会议,以便协调盟国之间战时与战后有关问题。但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罗斯福只好安排了两次首脑会议。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著名的《开罗宣言》。

  但开罗会议后的事实证明,会上中美英三国达成的“对日作战一致意见”并未落实到实际的作战行动中去,这意味着中国战场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实际上降低了,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美英在支持中国收复缅甸问题上采取敷衍乃至拖延态度。

  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后,中国战场因美国援华物资无法运抵而受到极大影响。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制定了中美英将于11月发动收复缅甸战役的计划。但其后美英将这个计划一推再推。蒋介石希望美英协助中国尽早收复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并指示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展开积极的活动。宋子文在多个场合一再要求美英履行诺言,甚至与丘吉尔发生“尖锐冲突”。

  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极力动员中国陆军和英国海军南北夹击在缅日军。蒋介石担心中国陆军自缅北孤军南下,风险太大,强调盟国陆海空三军应齐头并进。丘吉尔认为,战胜日本的关键在于摧毁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担心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会影响他的“地中海战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将于1944年3月发动缅甸战役。德黑兰会议后,丘吉尔又以苏联同意参加对日作战与全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为借口,提出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应推迟到1944年秋季进行。12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要么在没有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按原计划进行缅北战役,要么将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11月与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同时进行。12月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宁愿推迟缅甸战役,也不愿意中国军队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攻缅计划是由史迪威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12月20日,史迪威前往缅甸前线,他主张从利多和云南向日军同时发起进攻,要求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入缅参战。但蒋介石按兵不动,坚持必须有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作为参战的前提。史迪威乃求助于马歇尔和罗斯福。罗斯福于12月20日至次年4月3日连续五次电催蒋介石出兵,并以停止租借援助相威胁。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空运两个师赴印度,以充实驻印军事力量。4月15日,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对日军第56师团发起攻势。8月攻克密支那,9月攻占腾冲,11月攻占龙陵,12月攻占八莫,歼灭缅北日军主力。1945年1月,驻印军、远征军和盟军在畹町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缅北反攻战胜利结束。

  对于英美在收复缅甸问题上的表现,宋子文剖析说,整个事情都在围绕一种意图进行:美英都想自己付出最小的代价。丘吉尔和罗斯福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

  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是根据美英 “阿卡迪亚”会议的决定于1942年1月成立的,实际上是战时盟国最高决策和指挥机构。但作为美英在远东的重要盟国,中国在这两个机构中始终没有代表。1942年3月,蒋介石指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将军,力争中国参加这两个机构。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为此也与罗斯福、国务卿赫尔、总统顾问霍普金斯等进行了频繁的交涉,但终究未能如愿。美英拒绝中国参加这两个机构的真正意图,正如宋子文所分析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远东战区仅居次要地位,影响不了别处的主要战场,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所以美国“在尽力支持各地的清单中宁可把中国排列在将近最后的位置”。12月初在开罗举行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明确规定,对日作战将主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中国战区应支持太平洋上的主要战斗。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承认:“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缅印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

  可见,开罗会议召开前夕及之后,战争已不再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美国军事首脑的对日总战略已发生重大变化。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服从于美国远东战略乃至全球战略,这一政策又可分解为两个具体的目标,一是保持中国抗战,打败日本,二是承认并使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第一个目标是近期目标,也就是军事目标,使中国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有力帮手,以便“在最短的时期内,以最少美国人的牺牲,打败日本”。第二个目标是远期目标,也就是政治目标,使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国家,成为远东取代日本地位、抗衡苏联影响、排挤英法殖民势力的亲美力量。从这两个目标的相互关系来看,只有坚持抗战,保住中国战场,使中国不至于崩溃,才能在战后实现第二个目标。太平洋战争前期,军事目标显然居主导地位,但随着欧洲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领导人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战场,政治目标即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当中国期望美英协助收复缅甸时,遇到了极大阻力。英国态度消极,百般刁难。罗斯福和美国军方虽力主反攻缅甸,但基于“欧洲第一”的总战略,常常向英国妥协和退让,结果攻缅战役一拖再拖,作战计划朝令夕改,以致最后蜕变为规模甚小的缅北战役,直到1945年1月中美联军才收复缅北,但此时缅甸的战略意义已黯然失色了。

  开罗会议后,中国战场之所以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趋于下降,除受到战争整体进程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亦与美国领导人考虑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复杂局势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不无关系。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蒋介石有许多不满,尤其不满蒋的部队作战不力。罗斯福担心“蒋能否坚持长久抗战”,甚至有过“换马(将蒋搞下台)”的想法。正是依靠罗斯福的支持,史迪威才指挥盟军发动缅北战役,收复缅甸。

  与史迪威指挥的缅北战役相比,华南战场却是另一番景象。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部队溃不成军,河南、湖南相继失陷,桂林、柳州机场告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日军一旦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中运输线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将落入敌手,中国战场有可能最终崩溃。参谋长们向罗斯福建议,仿效艾森豪威尔将军成功地统帅欧洲战场盟军的方式,任命一位美国将军指挥亚洲战场盟军,是挽救中国局势的惟一办法,而史迪威是最理想的人选,并建议将史迪威升为上将,其职责由主要指挥缅甸战役改为统帅中国军队。但此举却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罗斯福不得不将史迪威召回美国。

  抗战时期的美国是一个强国、富国,而中国是一个弱国、穷国,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实力悬殊的抗日同盟中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地位。美国领导人不仅在援华问题上反复权衡利弊、讨价还价并附加条件,表现出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在处理涉及中国的政治、战略问题时,把中国当成一个“二等”盟国看待。宋子文指出,当美英讨论涉及“有关中国命运之决定”的远东问题时,“蒋委员长竟被置于旁观者之列”。显然,蒋、宋对美国的期望太高,他们竟忘记了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 “取决于中国的需要”,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据《世界知识》/陈永祥 朱锐 庞嘉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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